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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说冷就冷了起来。一夜的冷雨过后，第二天城市里的人们就换了衣着。秋衣外面再套一层厚厚的绒衣，外面还要披上夹袄。上班的人们连走路都不肯直起腰来了，努力往领口里面缩着脖子，双手拢在袖子里(如果能骑上自行车的话，也要戴上厚厚的毛线手套了)，上身向前一探一探地行进。从一个巷口里出来的邻居们，在路上碰见，照例要打个招呼：
“吃啦没?”
“吃了。你吃了没?”
“也吃了。上班去啊?”
“是啊，上班去。你也上班去啊?”
“是啊，不上班吃啥喝啥哩么。这天气说冷就冷了哈?”
“是啊是啊，一场北风就变天了哩。今天早晨起来，你猜怎么着?”
“怎么着呢?”
“水管都冻上了。往水笼头上浇了少半壶开水才化开哩。”
“嘿嘿，这鬼天气，冷的邪性。开火了”
“还在巷子口吃?那不是找病吗!坐在风口里，汤还没端上来就凉了。”
“是啊是啊，这么冷的天，还是在家里做点吃，热汤热水，肚子里熨贴啊。”
“是啊是啊，晚上下班没事喝两盅哈。我先走了!”
“好咧，咱就晚上见了哈。我往西拐了，回见。”
一来一往的十几句对答，两个人嘴里都冒出腾腾的热气，那白色的热气一喷出口腔，马上就变成水珠儿挂在胡子上或下巴上，把身上残存的一点热量也消耗掉了。分道扬镳之后，就赶紧把整个脑袋都埋在竖起的领子里，再也不肯往别处多看一眼，生怕遇到熟人还要打招呼，还要消耗热量。
阿炎和姑妈还坐在巷子口，守着她们的早餐摊。天气冷了，眼看着生意锐减，阿炎越来越愁。她和这个巷子里摆早餐摊的别人是有区别的，所以对待生意的态度也是截然不同的。她跟这些城里人不一样，他们做生意只是为了挣点外快，以弥补工资的不足，挣到了固然高兴，挣不到也还有工资花，饿不着人的。可她顾阿炎是没有工资的，她只能靠摆早餐摊来解决自己的生活费用。
当然，一个春夏季过来，阿炎用自己的手艺帮姑妈赚到了不少钱，就算冬天不再做生意了，姑妈也应该管阿炎的吃喝的。但阿炎不这样想。她认为自己既然每天都在吃姑爹姑妈的口粮，那就应该每天都替他们赚到钱才对。她从来就没有想过，自己一共替姑妈赚了多少钱，要是换算成自己的口粮应该吃多少天。她固执地认为，每天如果不卖出一百碗米粉外加二十斤面的蒸饺，自己再吃饭就是在剥削姑妈一家人。
出于这个想法，阿炎见生意淡了下去，就开始发愁了。阿炎发愁的方式跟别人不一样，别人发愁或许会骂天骂地，阿炎却是一声不吭，也不怎么肯吃饭。每到吃饭的时候，姑妈总是要劝阿炎多吃点，说不管赚不赚钱饭总是要吃的呀，可她越这样说阿炎就越发愁，就吃的越少。入冬不到十天的功夫，阿炎就明显地瘦下来了，快要跟她刚进城的时候一样了。
这天早晨，阿炎看着空荡荡的地摊，见只有两个孤寡老人(他们都是老退休工，老伴去世了，子女都不在跟前)瑟索着坐在那里闷声不吭地喝米粉，就又开始发愁了。阿炎就想，要是自己不在的话，姑妈本来也可以像其他那几家卖早餐的一样，根本不用在这么冷的天气出摊的。不然的话，收摊后就跟姑妈商量一下，明天就不要出摊了吧。我还是回到乡下去，等明年开春暖和了，再来城里帮姑妈摆摊赚钱。
打定了这个主意，阿炎就出了一口气，觉得轻松多了。可转念再一想，自己这样可算个什么呢?本来是想到城里来找份工作的，却落到了这种地步，每天忙碌也只是为了三餐饭啊。冬天回乡下春天进城里，这叫什么日子呢，什么时候算是个头呢?滨海市虽然这么大，可连自己的一张床也放不下啊。想到这里，阿炎又禁不住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阿炎叹气的声音没有被坐在墙角打盹的姑妈听见，因为那叹息声很轻，而且正好被汽车刹车的声音掩盖住了。阿炎也听到刹车的声音，抬起头来向巷子口看去，见一辆轿车停在拐角处了，就是那辆熟悉的黑色小轿车。
阿炎的心里一阵发热，甚至都要热泪盈眶了。阿炎就想，要是那个阿福还是放下五毛钱就走的话，就不再坚持非要找钱给他了。他和那个穿皮鞋夹皮包的刘科长都是有钱人，他们是不会在乎这毛儿八分零碎钱的，而自己要是每天有了这毛儿八分，就可以不回乡下老家过冬了，就可以熬到来春了哩。
乡下老家!那还能算得上是一个家吗?是啊，阿炎想起来自己在乡下的家，心里就禁不住一哆嗦。三间土草房，门倒窗塌，土墙的四壁都是裂缝，一到寒风凛冽的冬夜，比站在这城里的巷口还要冷啊。最要命的是肚子里没食，躺在冰窖似的被窝里怎么也睡不着，也只能瑟索着等待天亮。天亮了太阳就出来了，喝一口热水，就能撑下去呀。
阿福打开车门，走出驾驶室来了。可是阿炎注意到了，阿福的双手是空着的，没有提着那只双层不锈钢饭盒。再往车子里面望望，里面是空着的，那个穿着皮鞋夹着皮包的刘科长也没有坐在里面。
阿炎的心里一点点地冷下去，感觉到身上的棉袄好像完全成了摆设，根本抵挡不住从巷口刮来的冷风侵袭。他只是从这里路过吗?还是为了要告诉自己，以后再也不来吃她的白菜蒸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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