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里面的人刚刚搬完的时候,房主人就把这个房子接收了,基本上能在城里有房子的当年家境都不差,不是自身有家底的,就是会做生意的。毕竟待在城里,买个房子得花多少钱,就不说了。城里的生活开销也不少,要是没钱,在城里根本就待不下去。
所以算起成分来,这些人都是吃了大亏的。很多人都被扣上了资本主义的帽子,在这过去的十年里,受过的苦不知道多少。
柳安买的这个房子的房主是一个68届的毕业生,下放当知青之后,现在又考上了外地的大学,他的父母早就不在了,也不打算会北京这个伤心地了,就委托这边的邻里亲戚帮忙卖一下。
而且房主在乡下带来待了那么久,手上基本也没什么积蓄了,家里面也没亲戚帮扶。本来以为这个房子有生之年都没可能拿回来了,但是既然能拿回来,自然就要拿来解决现在的燃眉之急。
卖房子的那位也知道这屋子是什么情况,叫价也没叫太高,还稍微给柳安留了一点还价的余地。
最终这个房子也只花了两千块钱就拿下了,过完了手续,就去房管所登记了。
只不过柳安还得找泥瓦匠,把这房子稍微修一修。不过这种事情也不用柳安多操心,那些有手艺的人,早就猜到了这种情况,打听好那家院子里的员工搬出去了,房主人要回来住的,全都很自觉的来推销自己,就为了赚点钱。
这种房子基本已经十年没有维修过了,就算有修理,也只是修修房顶,糊糊墙而已。而且每间房都住一家人,所以每间房的损坏程度也不一样,必须得大修一次。张孝正买的隔壁的房子跟柳安的情况也差不多。
所以两套房子,都交给了那些修理房子的人,只花了十来天,整个房子就焕然一新了,只是这钱花的也不少就是了。不过柳安把什么东西都包出去了,材料什么的也不管,所以也没操多少心。
明明上面的通知说,让各个单位尽量克服困难,在十一月中旬的时候,就把大部分的房子退回去。但是做到了这个通知的单位却是寥寥无几,而且那些单位就算愿意做,能力也有限,不能将搬出去的员工安置好,那些员工也不会般。
所以就发生了很多,房主人和住在房子里面的人的纠纷。实在不行,房主人也只有跑到单位去闹,跑到政府去闹。但是就算是闹,也没有多余的房子分出来,总不能让大家露宿街头吧。所以这房子迟迟不能回到房主人的手里。
不过很多被占了房子的都是华侨、高级知识分子、还有爱国人士,所以虽然事情现在不能解决,但是还是能引起上面的重视。
柳安现在的买的这个房子,算不少有多好,解放前也就算是个小富之家。住在这儿的人的情况也都差不多,家里有点小钱,大部分都是开了个铺子做一点小生意。
以前政策是那样,这些人也就只能被动挨打,但是现在政策变了,上面都已经通知了要把房子退回来。这些人自然不会放过收回自己房子的机会,这些人以前本来就是做小生意做惯了的,一个比一个精,也一个比一个狠。合起伙来到人家的单位去闹事,逼得单位不得不赶紧把房子退回来。
但是其他地方的有些人就没那么幸运了,一个人或者几个人去闹,势单力薄,根本就得不到什么结果。或是单位比较领导比较狠的,也不会多管这些闹的人。
就像柳安她们辅导员刘教授,他在北京也有那么一出不大不小的二层小洋楼,不过占了房子的那个单位,现在连个动静都没有,把房子还回来的日子遥遥无期。也幸好,学校都给老师们分了房子。
像刘教授之类的知识分子,肯定是不会像那些小市民一样去闹事的。就算是闹,也就是写一个什么申请,或是什么信到单位去。住在那周围的的,基本都是和刘教授差不多类型的,所以也不能指望他们出什么力了。
外面的小市民闹起来,撒泼打滚上吊都能干出来,虽然那些单位也知道那就是在威胁他们,胆小一些的也怕担人命,不敢冒那个险。
十年动荡期间这些人是怎么也不敢闹的,等四人/帮倒台之后,很多人的心思才又开始活了起来,不过大家也都不敢太嚣张,把握着度呢。
等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完,新的政策‘改革开放’一出,大家也才是真的放心了,胆大的那些人也算是彻底的放开了自己。
本来向柳安这样做倒卖生意的没有多少,但是改革开放之后,做这些的人瞬间就多了起来。
最直白的表现就是,最近柳安她们的生意不好做了。
连谢听雨都在想柳安抱怨,火车上的人有很多跟她是一样的,带着一大批的货物。不过还好谢听雨在上海混的比较久,还不至于发生抢不到货源的事,只不过抢的人多了,这价钱自然也就高了。
柳安这里也是一样,只不过现在大家都把目光盯在城里的黑市了,还没人和柳安一样把生意扩展到农村,所以柳安的卖东西的生意倒是没怎么受损。只不过柳安收购东西就没那么方便了。
当地也有一些比较聪明的人,看到柳安收药材,自然就知道这个比较赚钱。当地就有人把药材收走,直接跑远一点,跑到城里的药店来卖,也是赚中间的差价。
因为一些大队离城里也比较远,柳安一次也就能去两个三个,然后再把货收上来。一般一个大队要个几个星期才会去一次,那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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