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副标题：民国文化圈里面的人儿、事儿、人事儿、事人儿太特么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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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叮！”
“哗啦啦……”这是电梯员打开铰链门时发出的声音。
“先生，屋顶餐厅到了。”
“谢谢。”
就在我们袁大师被他的coco拖进电梯的同一时刻。地球另一面的一座电梯之中走出了一位留着三七开发型，气度文质彬彬的长衫客。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上海开埠之后最早的两家西式旅馆，一家就是汇中饭店的前身中央饭店，还有一家叫做礼查饭店（今浦江饭店）。
中央饭店后来被汇中洋行收购因此改名为汇中饭店，1906年又从原本的三层英式小楼改建成了一百年后仍然保存完整的6层“大厦”。
这个“大厦”真的不是讽刺，因为汇中饭店是当时上海最高也是唯一拥有电梯的建筑物。日后它是大名鼎鼎的和平饭店的南楼。而北楼要到1929年才开始动工兴建。
长衫客所处之地正是汇中饭店楼顶的餐厅。（笔者注：前些天慕容还特意去了一次，现在改成了露天酒吧。没错，我准备抽空把袁大师要去的地方都走一遭。）
他一出电梯，便有侍者迎了上来，问明情由之后就领着他进入了餐厅。
原本坐着的一位带着眼睛的中年男子站起来，讶然道：“雪帆兄，怎么就你一个人来了？”
这位“雪帆”名叫陈望道，他生于1891年，籍贯乃是浙江的“小商品市场”。
虽说他在后世名声不显，不过他可是第一批马克思主义小组成员，也是共青团最早的筹建者，《**宣言》的第一个中文译本正是出自此君之手。不过他今年没有参加一大反而退出了**，日后却成了民盟副主席。
而此时他正是《新青年》上海分部的总编辑。陈仲甫在1921年年底就去了广州，把杂志交给了他。
陈望道苦笑了一下道：“东荪兄，可不就是我一个人吗？”
张东荪以字行，原名万田，浙江杭州人。此君名气很大，也不用多介绍了，反正日后就是民盟的秘书长。
他们两位不但都是浙江人，而且还都留学日本，只不过张东荪是帝国大学，而陈望道是早稻田大学。更关键的是，他们都参与了陈仲甫组织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
张东荪嗤地一笑道：“看来永锡和汉俊还是那么死心眼啊。”
嗯，永锡和汉俊都姓李，前者单名为达，湖南零陵人。后者也以字行，湖北潜江人。他们两位不但是就职于“新青年书社”，也是那个小组的成员，更是……
反正，我们的袁大师一见到这两位肯定扭头就走，连手都不挥一下。
只听老张摇着头语气轻蔑地道：“不过就是意见不同罢了，张某人本想找他们当面聊聊。既然不肯来，那就算了。雪帆兄，请坐吧……”
要说狂生，张东荪确实能算得上是一号。
那么他们为什么会意见不同呢？这牵涉到当时赛里斯文化界的一件盛事，那就是罗素……对了，“福禄泰尔”访华。
1919年梁启超访欧归国之后和张君劢（徐志摩的大舅子）、张元济（商务印书馆老板）、张东荪、蒋百里等人创立了新学会，宗旨是想从学术思想上谋根本之改造，以为将来新中国的基础。
新学社刊行的杂志叫做《解放与改造》，后来精简为《改造》。而后世把以梁启超为中心的这些启蒙主义知识分子叫做“《改造》派”……真是一个有预见性的好名字呢。
1920年，他们又成立了一个讲学社，则是要广邀世界知名学者来华传播最新知识，罗素就是他们请来的。
巧的是，胡适，陶行知和蒋梦麟的恩师约翰-杜威此时也在中国。讲学社负担了一部分杜威访华的费用。
罗素在1920年5月份去了苏俄，感觉和他想象的社会主义国家有点区别。所以7月份就回到了英国，刚到伦敦就收到了来自中国的邀请。他立即出发，10月份抵达了上海。
在上海做了几场演讲之后，10月26—27日，罗素应邀到了长沙名人学术讲演会上作了《布尔札维克与世界政治》的讲演，主要介绍当时世界流行的布尔什维克主义。
因吹斯听的是，天魔传人就在台下当听众。
此时的罗素因为苏俄的经历对于社会主义抱有一些怀疑也有一些反思，而他由上海到长沙的这段旅途让他见识到了赛里斯的落后。所以他演讲中的观点是中国应该先搞实业，再搞社会主义为好。
不得不说，天魔传人毕竟是天魔传人，他对此的评价是“理论上说得通，现实里做不到”。可惜此时的他说话还没啥分量，只不过湘江一书生罢了。
而随罗素访问长沙的张东荪如奉纶音，立马写了一篇《由内地旅行又得之一教训》。文中认为“中国的惟一病症就是贫乏，中国真穷到极点了”，要改变中国的状况，惟有“开发实业”，“一言以蔽之，就是增加富力”，并批评社会主义的宣传是“空谈主义”。
此文一发，二李，陈望道还有邵力子等人纷纷发文在《新青年》上加以反驳，最后陈仲甫也加入了进来，一场论战就此爆发。到了今年四月份才算消停了一点。
二人落了座，点了菜，稍稍聊了几句。张东荪便开口问道：“雪帆兄，鸿渐先生的翻译稿拿来了吗？”
陈望道点了点头，从皮包里面拿出两份手稿道：“一部《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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