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粮仓”，我们就会想起金黄的谷穗，丰收的喜悦；说起“鱼米之乡”，那就代表着衣食无忧、幸福安宁的乐土。
但家处鄱阳湖平原的董启军对此一点都不赞同。
鄱阳湖平原是名副其实的“鱼米之乡”了，平原上稻田、菜畦、鱼塘、莲湖纵横交错，是江南的“粮仓”和棉花、油料、生猪等生产的重要基地。
现在是春耕，拥有六十亩耕地的董启军却是愁得慌。
没错，这边是鱼米之乡，物产丰富，貌似日子很美好。
但在作为农民的董启军看来，也就那样了，是有吃有喝，但发财甭想，一不小心还欠了一屁股债！
国家“粮仓”的名头听起来让人自豪，但当事人就不一定乐在其中了。
主要在于，鄱阳湖平原大量的耕地和粮食生产任务，使得它在发展经济上受到一定程度的制约。
就拿他来说，算是村里的种植大户了吧，但那又怎么样？粮食不值钱，种粮食是越种越穷！
为什么会这样？
除了农业产值根本比不上工业等原因之外，还有其他诸多原因。
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国家政策向工业、城市倾斜，导致农村承受了很多经济压力，比如统购统销，这就不说了。
像是长三角和珠三角这些传统的鱼米之乡，因为区位优势和政策驱动，粮食产量和粮食作物播种面积都在减少，这就意味着产粮任务愈发集中于其他的“粮仓”。
而近几年来，粮食不断增产，价格又被国家平抑——粮价飙升是会影响社会稳定的。这样一来，粮食的消费区是处于主动地位，而生产区则陷入被动。
为什么这么说呢？
一方面，粮食主产区为了保证粮食安全，发展经济作物种植或工业都受到了制约。而另一方面，粮食消费区则可以放手批土地搞工业，或者发展经济作物种植；这是怎样一个不公平？简直是等于粮食主产区变相承受了工农业剪刀差。
如果说上面的理由，董启军这样的农民只是隐隐约约地感受到，可能不是非常理解，那么以下的问题就是切切实实的体会了。
众所周知，粮食增产要靠地里的氮磷钾。
但是自然界里补充氮磷钾的机制不多——金坷垃也没法吸收地下两米下的氮磷钾不是？最终只有地表那一层的营养是可用的。
所以农民只能靠人工不断补充才能保持土壤肥力，堆肥什么的周期太长，效率高还得是用化肥。
所以在中国有了大规模生产化肥的能力之后，粮食产量才有了长足进步。很多小清新一提化肥都觉得是有害无益的东西，肯定是吃饱了撑得。
然而化肥的作用也是有边际效应的。
简单来说就是长期施用化肥，就会出现化肥施用量增长很快，粮食产量增加相对较慢的局面——近几年来，董启军水稻耕种的化肥施用量至少增长了六成多，水稻产量则仅增产四成多。
更令他心慌的是，一方面为了增产，就要施用更多化肥的情况，使得种粮成本进一步被推高；另一方面，化肥的滥用，造成了耕地的土壤板结，多余的化肥流入地表或地下径流，在鄱阳湖造成水体富营养化——这是他能看得见的污染。
除了环境隐患以外，农村负担也相当重！
除了产粮和其他农业产品，农村还要付出很多贡献和牺牲。
现在的人可能对“三提五统”比较陌生，对上世纪末的各种农村税费也并不熟悉。
但董启军是直面这种沉重的负担多年了——税收好歹有法可依，费用罚款则没轻没重，“一税轻，二税重，三税四税无底洞”就是说的这一现象。就更不用提计划|生育的罚款了，“扒房牵牛”不是只停留在口号上。
像国家“粮仓”这样的地方，谁都靠不上，一面要守住耕地红线为全国一盘棋做贡献，一面也要拼命挤基础工业用地并吸引客商前来落户。
对于国家来说，由于稳定低价的粮食是必需的公共服务，产粮区的粮食生产任务自然是重要的利益诉求；
对于产粮区地方政府来说，产粮区的粮食生产任务则是地方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因此执行并不坚决；
对于董启军这样的农民来说，由于粮价大起大落，种粮收益得不到保障。产粮区的粮食生产任务执行的积极性也不高，而且还会有环境隐患。
三方博弈，真的太难了！
但最难的还是底层的农民！
不过今年，农民董启军终于看到了希望的曙光。
先是试行了取消农业税和各项农村繁杂税费的善政，而且据说国家已经在立法，从明年起，延续千年的农业税将被正式废除！
不是农民都体会不到曾经的心酸和艰难。
多少农民至今都不敢相信这是事实！
今年伊始，又有另一个好消息传来，从今年起，国家实行水稻最低收购价政策，并逐年提高价格！
这对于他这种种粮大户来说绝对是好消息！
以前可没有托市收购政策，像是去年，水稻收购价格就下跌，简直是惨啊。
像他这样，每年都是收完庄稼后给农资钱，去年因为水稻卖不出去，农资欠款达几万元——种粮的周转资金，包括购买农资、耕种费用、地租等，主要是靠卖粮款，如果粮食卖不出去，后续周转将难以为继。
舍不得低价卖的就只有压在手里，但是不卖粮食就没钱花，更别说还债了。
眼看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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