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秦相隔较远的燕、齐,秦人的长戟既然一时打不到身上,又岂会热心于合纵?于是两国之间各有征战,齐破燕都、燕掠齐地;而与秦接壤的诸国,若是因为合纵而得罪了秦,登时便有眼前之祸,求助于所谓的盟友,却未必会有援军,所以总是摇摆不定,比如楚怀王几次背约,反遭六国攻伐。秦人看破利害,稍稍分而间之,合纵便分崩离析。”
刘符点头,“他国总是靠不住的,精兵劲弩才是根本。”
“秦人胜在战场之上,却也胜在战场之外。”蒯茂突然道:“各国皆有变法,为何独在秦国大获成功?因秦久在西陲,固化尚轻,因此变法易行。而六国贵族老蠹,却仍然牢牢把持着国家,惯于享乐,从不知民之疾苦。六国中为秦所杀者达数百万人,致使土地荒芜,民生愈艰,庙堂之人却仍对其课以重税,刮取民膏,待民力一竭,国家自然便亡了。”
“嗯,秦朝二世而亡,也有此中原因。”刘符一面应着,一面却想,陈潜好比纵横捭阖的策士,蒯茂则像是信奉民贵君轻的旧儒,同是六国之亡,经他二人之口说出,却有不同的原因。这便是所谓兼听则明,可他要咨问过多少人,才能窥到全貌呢?他按下心绪,想了一想,又问:“因此汉时三十税一,应当可说是善政了吧?”
蒯茂答道:“不然。西汉时田赋三十税一,至东汉之末,更降至百中取一。但王上可知,田赋固然不多,却还有口赋、更赋、算赋、刍稿,百姓还需伐薪樵,治官府,给徭役,凡此种种,不一而足。百姓为避这种种赋税,于是卖身为佃农,为豪强力田,乃是十中取五。三十税一的利民之政,最后却反而利了豪强。文景之治历来为后世所称,殊不知在文帝、景帝治下,却有百姓衣牛马之衣、食犬彘之食、卖田宅、鬻子孙、隐匿山泽,谈何盛世?”
刘符皱起眉来,“依你之见,赋税重了不行、轻了也不行,那该如何?”
“轻徭薄赋,当施惠于民。”
“若是国贫民富,如何?”
“臣未见有民富而国贫者。”蒯茂答:“王上若是意在取富于民,虽可一时充实国库,久后则国、民皆贫。若是还富于民,不与之争利,久后则国、民皆富。”
刘符一时沉吟不语,又听王晟道:“王上,国之富在民,民之富则在土地。汉初崇黄老之说,行无为之治,虽为休养生息,却对民间兼并不加稍抑,任大户巧取豪夺,终是养虎遗患。若开放土地,使民得买卖,必致富者田连阡陌,而贫者无立锥之地,豪强愈肥,而贫弱愈困。宜限民名田,塞兼并之路,为久安之计。”
王晟此语落在实处,让刘符心中稍稍有了些底。他摆了摆手,“民田为国之大事,日后再细细议论。只是我有一事不明,还请诸公教我。”
他沉吟片刻道:“新朝初立,为长治久安计,必行利民之政,这些在王公大臣桌案上面似乎千好万好,行之于下,却总有种种弊端。譬如三十税一,本为利民,可渐渐地好处都归了豪强,使得民生愈困。行至百年之后,必现积重难返之势。若能稍稍革之,则尚可苟延残喘数十年;若不能,则祸至无日,顷刻有覆亡之危。如何破之?”
蒯茂先道:“魏氏篡汉,削宗室、倚权臣,传不数代,遂使司马氏坐大,便也为人所篡。晋篡魏而起,反其道而行,大封同姓,结果得天下未久,便有八王之乱,致使衣冠南渡,神州陆沉。隋灭陈后,杨广谥陈主为炀,而后身死江都,竟也得炀为谥。宋起于陈桥兵变,卧榻之侧便不敢容他人鼾睡,终致靖康之耻。是故君以此兴,必以此亡,欲国祚长远,首先得国必正。”
刘符问:“如何算是得国正者?”
“吊民伐罪,则得国正。”
刘符不置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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