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大事。”沈文昌对路晓笙笑道：“我在他命里的分量。”路晓笙从此恨透了他，势必要和他官司打到死。
文化部举办宴会时，他又见到了路晓笙。大概是磋磨久了，终于平静了一些，路晓笙不再对他恶言相向，也不再高声痛骂他“谋杀犯”，只是静静的讲道：“那天我给他买了一个生日蛋糕，就放在导演办公室里。”
他也静静的听着，听完一点头，转身离开了。
宴会里没有人注意到他，全都沉浸在新年的喜气里，举着酒杯听致辞。整个宴会装饰的富丽壮伟，隐约靠向洛可可的风格，像战前的香烟招贴画，最符合中国人想象的欧洲风格。沈文昌一直往外走，走到晚冬的夜色里。天上没有月亮，乌云漫卷着，他没有戴帽子，没有穿大衣，手里依旧端着宴会里拿的酒。
第二天，他仍然到76号去上班，办公室里挂汪主席，悬和平建国旗。
一九四四年，沈文昌在上海做文化官。
《新欢旧爱》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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