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家里一共只有两张床。我和爷爷就到柴房里临时搭成的简陋床上睡觉。七旬的老者身上有股熟悉的味道，我闻着稍觉得有点厌恶。我们俩人各自盖着一床厚棉被子，为了防止漏风着凉。但我依旧能嗅到身旁爷爷的体味。
混合着堆积成山的干柴的气味儿，不难闻，但也不好闻。
怎么连呼吸声也变得老迈不堪，觉着气体进去爷爷鼻孔时变得沉重许多，就像是一种因没有充足的氧气而使劲呼吸一般。夜里巡视的老鼠不怕祖父的鼾声，在某些地方逡巡，咬啮欢叫。
它们会不会来咬我的鼻子？我将头裹进被子里，只留出一道缝隙来呼吸。
养成深夜才睡的习惯过后，我依旧闭眼不能眠，只觉得全身发热发烫，想要伸出手脚散热凉快，却是害怕黑暗里那些未知而神秘的东西。屋子后的树林里偶尔还能听见一些不同寻常的声音，更是能在我的想象之中被放大，一时之间会感到孤立无援，这时便会对祖父浑浊的鼾声产生亲切感。
第二天早上八点，醒来后并没见到自己缺胳膊少腿，鼻子眼睛耳朵也都还在，证明昨晚是白担心了。然而，奇怪的是，身临其境才更有话语权。
祖父不知道几点起的床，此时不见他的身影，等我穿好衣服在厨房里看见家人，流萤也起得比我早。我刷牙洗脸后，端起碗吃妈妈和奶奶做好的汤圆。姐姐随爸爸喜欢吃菜馅的，我以前也喜欢吃菜馅的，后来喜欢吃糖馅的了，随妈妈。爸爸随奶奶，妈妈随谁我不知道。我从没见过外公外婆。
我的意思是在我的记忆之中并没有他俩的样貌、身影、言语等能证明它们存在过的无形东西。我妈妈说我是见过的，在我满一周岁抓周的时候就是在外公外婆的家里，他们还抱过我。随后的一年里，两位老人相继去世。
姐姐有时候会在我面前提起到外公外婆，她再精妙的语言也让我想象不出来他们的容貌，更别说唤起我对他们的情感了。
吃早饭的当儿，几家邻居也都端着白瓷碗，里面几个白胖胖的汤圆坐在屋檐下拿筷喝汤，开始谈起新的一年里的第一场闲话来。
流萤喜欢听这些农民聊天，十分欢喜，总是端起碗跑到两家的中央地带，准备听着每一句闲话。我总是找不到其中的兴趣所在。
农村里的小孩子欢乐多，买了擦炮到处扔，也不用担心五花八门的限制，有时候一个没注意就会被突然的巨响吓一大跳，碍于新年第一天，大人们都不会打骂这些调皮的孩童，或是吓到了前来游蹿的客人，才会轻声呵斥着他们去别处炸。
在他们漂亮的新衣服里还装满了各家给的瓜子、花生和糖果，几个人聚在一起，随时随地都可以嗑瓜子、吃花生、嚼糖果，可以不用讲究“街道卫生”、“文明形象”。在城市里，“卫生”的确是一件麻烦事儿，它与崇高的道德不休不止。
我看着那几个新年第一天才穿上新衣服，却沾上了赃物的小孩子，瞧着他们满村的跑来跑去快得像一阵春风，他们大声的喊叫、欢快的嬉闹，让我发出了笑。口袋里被邻居装满的果，走路时在沉甸甸地晃动，当我磕掉一把瓜子，发现我的嘴唇变黑了后，就没多少心思吃这些小玩意儿了，将它们全都掏出来，放进盘子里，只留下几颗我喜欢吃的糖果。姐姐很享受这种安逸闲适的春节，她俨然变成了一个成年人，喜欢钻进成年人的圈子里，坐在板凳上，一边嗑瓜子一边听着成年人们之间的闲谈话语，偶尔还会插上几句话，开心地不顾形象大笑。
在男人们的牌桌上，我会看到一两个熟悉的面孔。几年前我们曾一起拉长弹弓射鸟儿，就像弯弓射大雕那般壮志豪情，在村子这片战场英勇的“争夺天下”。他们正值青春的脸庞上竟然有着少许沧桑的痕迹，手掌也变得粗糙不堪，茧生其中；他们喝啤酒、饮白酒，他们打牌抽烟染头发；他们才十六七岁，他们辍学了；他们再过一两年就会带着媳妇儿、抱着孩子，肩上担负起一个家庭的责任了。
不可避免之时，我会和小时候的玩伴之间会有视线的碰触，但都很快地识趣地错开了。谁也没有提起第一句话来。我找不到话题与他们站在屋檐下土坝上聊一聊、谈一谈，我不可能提起我的三角函数、力学算式、化学方程式、脱氧核糖核苷酸或者唐诗宋词、各种语态时态，而他们会一边抽烟，一边谈起我不感兴趣的打工生活、泡妞技巧、打架斗殴之事。
我和他们有什么好聊的。
诚恳地讲，我心中是看不起他们的。他们是一群没有知识没有文化，只配说粗话干粗话的一些粗人。小时候我的父母就是这么教育我的，他们成功地给我种下了蔑视“这类人”的种子，但他们自己也属于“这类人”。
尤其是当其中一两个青年总是有意无意地将侵犯的目光停留在我姐姐身上而口里冒出一些不堪入耳的浑话、脸上展露出丑陋又猥亵的笑容时，我更加厌恶他们。
如此败类不配与我说话，更不配让我用正眼去瞧他们。
还有什么可以讲的呢？这是我的高傲，或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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